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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显然，新国学的内在结构还得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和 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科之学不能割断，在确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前提下文史哲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共同参与，结合现代学术发展和西方学科划分进行更深入、细致、全面的整合，重建新国学的学科结构，使新国学真正成为一级学科。

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子思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儒者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爵从之。这种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具体存在于社会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清官、谏官，在政治权力中间。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道显然兼指真实本体及达致此一本体的方法。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周易•系辞上传》）等等。阴阳交易有其时义，盖因时、顺时而使得存在物来遭遇，这乃是存在物得以来遭遇的境域。天下事理皆是由阴阳运行而成，由阴阳运转而万事万物之理可见，而成位乎其中。[3] 生活感悟乃是先行于形上学建构的，在本源的生活情境中天地神人是共在的，没有存在者的分别，而天地、人神的分离正预示了存在者从共在情境中脱身而出，这预示了哲学形上学建构的可能性。

阴阳交易的时空性正是形而下存在者得以来遭遇的境域。（《周易本义》，第228页）朱子从小程之说，以阴阳为形而下存在者，所以阴阳为形而上存在者：所以阴阳者是道也。

乾坤德性显示了生生乃是真实无妄并反身自明的。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和我们《圣经》中的‘上帝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天父。[22] [清]惠栋《易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7页。位在易学语境中首先是指爻位，例如《说卦传》：《易》六位而成章，这里的位就是指爻位而言。

《周易》所表达的根本道理就是变易，而变易也就是生生，故又谓：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例如当我们说孔颖达的情绪很好，情绪便是无形体的，但它仍然是某种形而下存在者，包括我们的意识、想象、梦境等等这些无形体的事情都属于形而下存在者。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九三：咸其股，执其随。

《周易•系辞下传》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周易•系辞上传》说：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这里提出了道、器之区分，以形而上和形而下言之，这是我们理解《周易》大传形上学的关键所在，没有这一区分则形而上学便不能够成立。（《损•彖传》） 姤，遇也，柔遇刚也。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66-71页） 载《周易研究》2018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周易 易学 。绝地天通的观念诞生于西周前期对上古的追述，其实它所体现的观念背景正是殷周之际的上帝、天命观念系统，因为上帝、天命观念正是神人分离状态下所诞生的观念系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咸卦引用了一首交欢之歌[21]，《咸•彖传》说男下女也道明了这种男女交媾的性暗示。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明义士认为：中国人关于上帝的概念早在公元前1400年前就已存在，甚至比我们的摩西时代还要早一些。

知者，明觉义，非知识之知。因此，《周易》大传所确立的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思想架构将成为我们分析的起点。

一是从主体说起，主体尽性而实现天道之善。而当我们说孔颖达这个专名时，它是有其指称的，其对应的是唐代的经学大师孔颖达这个人，取真值则为1。

[14] 我们应当注意到，孔颖达这里做了两种方向的解释，一个是从形而上者对形而下者的奠基作用，一个是从有形体和无形体做出区分，二者是挂搭在一起来说的。[7]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易经》的繇辞完成于西周初叶[10]，当然也体现了神性存在者的观念。[21]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空间的屈伸，如日、月位置的变化，其实是时间之往来。这也说明，中国哲学存在着以空间位置来表示时间的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无形体只能构成形而上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孔颖达认为形而上者是无体之名，只是说出了形而上存在者观念的必要条件，而从形体之有无来区分形而上存在者和形而下存在者，就不能够成立。

关键词：《周易》大传。[27]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但是，形而下存在者却并不一定是有形体的东西。隤者，退也，如牟宗三所说：隤就是退。

（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39-240页） [17] 牟宗三《周易哲学讲演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19页。（《剥•彖传》）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也即是说，作为卜筮之书的《易经》始终预设了某种神性存在者，但这种神性存在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形而上存在者。[22]这是因为，《周易》讲的变动不居，其实就是因时而动、与时偕行： 剥，剥也，柔变刚也。

[26]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第120页。（《坤•彖传》） 如果说四德说是一种形而下学的解释，那么这里就是对元亨利贞的形而上学化解释，元被理解为万物资始万物资生的创生实体，亨、利、贞的解释皆以此为起点。

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乾以其知，而为万物所资始，孰谓物以惑始耶？万物同资始于乾元而各正性命，以其本无惑性故。

而观射父所谓民神不杂绝地天通，作为原创时期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却正是对这种本源的生活情境的打破。[16] 例如奥古斯丁说过上帝创造万有但它本身不在时间之流当中：谁能遏制这种思想，而凝神伫立，稍一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和川流不息的时间作一比较，可知二者绝对不能比拟，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不能同时伸展延留，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而时间不能整个是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驱除，一切将来又随过去而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